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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张仲景对眩晕一 证未有专论，但多有“眩”、“目眩”、“头眩”、“身为振振摇”、“振振欲辟地”等描述，他的论述散见于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中。他认为眩晕的病因包括：邪袭少阳，阳气郁遏；邪郁少阳，干扰空窍；肠中燥屎，浊气上攻；胃阳虚损，清阳不升；阳虚水泛，上犯清阳；阴液亏竭，阳亡于上以及饮停心下，清阳不升等多个方面。并拟订了相应的治法方药，如以小柴胡汤治少阳眩晕；大承气汤治阳明腑实之眩晕；真武汤治少阴阳虚水泛之眩晕；以苓桂术甘汤、小半夏加茯苓汤、泽泻汤等治痰饮眩晕；针刺大椎、肺俞、肝俞治疗太少并病之眩晕等等，为后世论治眩晕奠定了基础。

隋唐宋代的医家对眩晕的认识，基本上继承了《内经》的观点，如隋代巢元方认为，气血亏虚，风邪入脑致眩晕，唐代王焘、宋朝赵佶均持此说。唐代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则首先提出风、热、痰致眩的论点，使对本病的认识大为提高。

金元时期，各家争鸣，丰富了对眩晕的认识，尤其对本病从“风”、“火”、“痰”的立论一直为后世所遵从。如金代成无己在《伤寒明理论》中除提出了眩晕的概念外，还指出了眩晕与昏迷的鉴别。刘河间主张以“风火”立论，认为风火属阳，阳主升动，为眩为晕。张子和则从“痰”立论，提出以吐法为主的治疗方法。李东垣以“脾胃气虚，痰浊上逆”立论，主张以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。朱丹溪更力倡“无痰不作眩”之说，并指出：“眩运乃中风之渐”，认识到某些眩晕与中风有一定内在联系。

明、清两代对眩晕的论述日臻完善，对眩晕的病因病机的分析，虽各有侧重，合而观之则颇为详尽。如明代徐春甫的《古今医统大全·眩运门》以虚实分论，提出虚有气虚、血虚、阳虚之分，实有风、寒、暑、湿之别，并论述了眩晕的常见病因。刘宗厚、李梃对《内经》的“上盛下虚”而致眩晕之说，作了进一步阐述，认为下虚为气血亏损，上盛乃风、火、痰为患。张景岳则力主“无虚不作眩”之说，认为“眩运一证，虚者居其八九，而兼火兼痰者，不过十中一二耳”(《景岳全书·眩运)》)。程国彭着重介绍了以重剂参、附、芪治疗虚证眩晕的经验。陈修园则把眩晕的病因病机总括为“风”、“火”、“痰”、“虚”四字。此外，明朝虞抟提出“血瘀致眩”的论点，对跌仆外伤导致眩晕已有所认识。

《临证指南医案·眩晕》华岫云按：“所患眩晕者，非外来之邪，乃肝胆之风阳上冒耳，甚有昏厥跌仆之虞。其证有夹痰、夹火、中虚、下虚、治胆、治胃、治肝之分。火盛者，先用羚羊、山栀、连翘、花粉、元参、鲜生地黄、牡丹皮、桑叶，以清泻上焦窍络之热，此乃从胆治也。痰多者必理阳明，消痰如竹沥、姜汁、石菖蒲、橘红、二陈汤之类。中虚则兼用人参、外台茯苓饮是也。下虚者，必从肝治，补肾滋肝，育阴潜阳，镇摄之治也。至于天麻、钩藤、菊花之属，皆系息风之品可随症加入”。可谓要言不烦，对临证用药颇具指导意义。

总之，继《内经》之后，经过历代医学家的不断总结，使眩晕一证的证治内容更加丰富、充实，逐渐趋于条理化、系统化。

医案选粹案一：

严某，男，51岁。初诊：1974年7月5日。主诉：头晕眼花，时发时止，已有数年；继之耳鸣，经常失眠。经某医院检查，血压为186/120mmHg，诊断为高血压。诊查：诊其脉弦细有力，重按却微；察其舌质红，苔干而少津。头晕严重时，常伴恶心欲呕，阵阵心烦，口干苦，小便短，色深黄，大便干结。性情急躁，容易激动，不能克制，长期失眠，时有心悸。辨证：此为血不养肝，肝阳亢盛所致。治法：养血滋肝，实为当务之急，知柏地黄丸加减主之。

处方：盐知母18g，炒黄柏6g，细生地黄12g，牡丹皮12g，泽泻12g，茯苓12g，草决明18g，杭菊花9g，炒赤芍18g，丹参12g，山茱萸9g。三付。

二诊：7月8日。心烦、性急、恶心、心悸诸症皆愈，小便色转清，大便宜通常，血压略降为170/110mmHg。阳亢之势已得控制。但头晕、失眠如故，且阵阵恍惚无助，不能自持，身若飘空。脉仍细弦，但已不似三天前有力。此属血犹未充，肝经虚风内动之候。用珍珠母丸加味，以益阴血、平虚风。

处方：珍珠母24g，当归9g，干地黄18g，白人参9g，酸枣仁15g，柏子仁12g，水牛角12g，茯神12g，沉香6g，生龙齿18g，稀莶草30g。三付。

三诊：7月12日。头晕痊愈，失眠大有好转，已能入睡5个小时以上，恍惚飘空感亦消失。血压149/90mmHg。再用珍珠母丸原方宜养血滋肝，巩固疗效。

处方：珍珠母先煎30g，当归身45g，干地黄45g，白人参30g，沉香15g，酸枣仁30g，柏子仁30g，水牛角30g，茯神15g，生龙齿15g，研细末，炼蜜为丸，如梧桐子大，辰砂五钱，另研水飞为衣。每服30丸，金银花，薄荷煎汤送下，午后及临卧时各服一次。

[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(三)[M].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6：131-132]

案二：

陈某，女，48岁，1964年3月24日初诊。1960年起经常有头晕，血压不稳定，波动在190~140/120~90mmHg之间。心慌，虚烦懊侬，胸膺有时发闷，形体逐渐发胖，四肢自觉发胀，腿软沉重。腰部酸痛，睡眠欠佳，人睡困难多梦，小便频而短，大便正常，据某医院检查为：①高血压；②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(冠状动脉供血不足)。脉沉迟，舌质正常、后根苔薄黄腻，血压168/98mmHg。病由阳虚湿胜，治宜温阳利湿。

处方：党参6g，生白术6g，茯苓6g，白芍6g，川熟附子(打)4.5g，桑寄生9g，狗脊(炮)9g，杜仲9g，龙骨(打)9g，牡蛎(打)12g。

4月6日复诊：服药后腰已不痛，上午头晕已微，下午尚晕，晚间少腹隐痛，脉沉细迟，舌黯红无苔，虽阳虚湿胜，阴亦不足，治宜阴阳兼顾，温阳益阴法。

处方：党参6g，连皮茯苓9g，川熟附子(先煎)18g，白芍6g，熟地黄6g，龙骨(打)9g，牡蛎12g，桑寄生9g，川楝子(炮)4.5g，狗脊(炮)9g，杜仲9g，5剂。

4月14日三诊：服药后头晕又减，虚烦懊侬，脐下腹痛俱见好转，纳谷尚可，睡眠仍不佳，血压118/78mmHg，脉弦缓，舌正常无苔，病势已减，仍宜温阳益阴。

处方：党参6g，生白术6g，连皮茯苓9g，白芍6g，川熟附子(先煎)4.5g，熟地黄6g，枸杞子6g，桑寄生9g，杜仲9g，川楝子(炮)4.5g，龙骨(打)9g，牡蛎12g，5剂。

5月11日四诊：服上药后头晕心烦未作，血压稳定而正常，最近胸膺憋闷不舒，睡眠欠佳，有时因憋气而惊醒，饮食尚好，大便正常，小便次数多，脉左沉微弦滑，右沉迟，舌质正常无苔，服温阳益阴之剂，头晕心烦虽解，而胸中阳不足以致湿痰阻滞，心气不宁，治宜调心气，温化痰湿。

处方：茯苓6g，法半夏6g，远志(炙)3g，九节菖蒲3g，白术4.5g，枳实(炒)3g，生姜2片，枣仁9g，大枣(劈)3枚，小麦(炒)9g，5剂(隔日)。随访诸症皆愈。

[中医研究院.蒲辅周医案[M].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，1972：8]

案三：

景某，女，55岁，咸阳市花店巷居民。1992年6月20日初诊。主诉：头晕头痛月余，不能站立，站则欲倒，视物昏花，时时恶心欲吐，心悸，睡眠不佳，平素爱感冒，易出虚汗，二便尚可，纳食可，舌质紫黯，苔薄白，脉沉弦。血压180/100mmHg，前医曾按气血不足，清阳不升论治，用过一阶段补中益气汤治疗无效。辨证：痰饮上凌，肾亏血瘀。治法：化痰宁心，补肾活血定眩。方药：茯苓15g，桂枝l0g，白术12g，甘草3g，川牛膝10g，丹参15g，川芎10g，生山楂15g，葛根10g，决明子30g，磁石30g(先煎)，龙骨30g(先煎)，6付，清水煎服。

6月27日二诊：服上方后眩晕减轻，因有外感加薄荷6g，通草6g。4剂。

7月4日三诊：因感冒鼻塞口苦，用苓桂术甘汤加菊花10g，葛根10g，柴胡12g，黄芩10g，细辛3g，薄荷6g，草决明15g，沙参12g。4剂。

7月11日四诊：用药后头眩晕大减，已可自行来诊(以前要车送才行)，仍易出汗，爱感冒，血压已降至120/75mmHg，舌淡紫，脉沉缓。仍用6月20日方加炙黄芪15g，6付。

两月后再诊时，诸症已愈，眩晕未发。

[张学文，王景洪，李军，疑难病证治[M].北京：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一版，1996：126-127]

(赵敏李建生)

摘自：王永炎张伯礼「中医脑病学」p170-173